焦尔乔·洛迪拍摄的著名肖像照——《深思中的周恩来》。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演员刘劲，正是这座“桥梁”上一位长达三十年的坚守者与建设者。
从1996年《遵义会议》的青涩初试，到2019年《...
从1996年《遵义会议》的青涩初试，到2019年《周恩来回延安》的深情回望，他的演艺生涯远不止于个人奋斗，更像是一面清晰的镜子，映照出中国影视行业塑造领袖形象的内在脉络——一部从追求外在的“形似”，到深入内核的“神似”，乃至追求精神同频的“魂似”的进化史。
刘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特型演员”。
他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
1995年，因在《宋家皇朝》中饰演张学良，被化妆师王希钟慧眼识珠，认为他“还能演周恩来”。
这一偶然契机，开启了他与伟人形象长达三十年的不解之缘。
与第一代特型演员不同，刘劲的起点是“专业演员”而非“长得像”。
这本身就预示着一种不同：虽然最初同样需要倚重化妆与方言模仿这些“拐棍”来支撑角色，力求在形象上靠近。
然而与前辈相比，他所处的时代与艺术环境已悄然变化。
电视剧《长征》（2001）剧照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影《长征》等作品大胆采用普通话对白，领袖形象的塑造重心发生了根本性转移。
表演不再局限于对方言、动作的模仿，而是转向对人物内心世界与精神气质的深入开掘。
这也成为以刘劲、唐国强、王伍福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特型演员的集体自觉。
刘劲三十年的探索标志着第二代特型演员完成了他们的历史性贡献。
他们承袭了第一代对“形似”的严谨基础，更以专业演员...
他们承袭了第一代对“形似”的严谨基础，更以专业演员的素养，将表演的核心推进至“神似”乃至“魂似”的境界，使领袖形象从崇高的历史符号，成功转化为富有情感温度与人性深度的艺术形象。
这一代演员的实践，实质上为“特型演员”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艺术总结与升华。
随着《建党伟业》《建军大业》《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
随着《建党伟业》《建军大业》《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开始起用陈坤、刘烨、朱亚文、侯京健、夏德俊等明星演员、青年演员饰演领袖形象，一种新的塑造范式已然出现，反映了社会审美从庄重还原向艺术创作与青春化表达的转变。
与此同时，八一电影制片厂（2011年）明确不会再招...
与此同时，八一电影制片厂（2011年）明确不会再招聘特型演员，更是从体制层面标志着行业在塑造领袖形象上，已进入一个不再依赖固定外形特征的多元化时代。
传统的“特型”概念正在实践中逐渐消解。
电视剧《人民总理周恩来》（2018）剧照，刘劲饰演周恩来。
本文配图如无特殊说明，均由受访者提供。
然而，概念的消解并不意味着精神追求的终结。
刘劲三十年的艺术旅程，其意义恰恰在于证明，塑造伟人...
刘劲三十年的艺术旅程，其意义恰恰在于证明，塑造伟人形象的最高追求，并非固守于外在的相似，而在于以全部身心去理解、靠近并最终传递那个人物的灵魂与精神。
近日在北京，刘劲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本篇报道以其口述的形式呈现。
口述
“当演员的梦想千万不要放弃”
上世纪80年代初，刘怀正老师先后在《大渡河》《南昌...
上世纪80年代初，刘怀正老师先后在《大渡河》《南昌起义》等影片中饰演朱老总，作为饰演领袖的特型演员全国闻名，我对他非常敬仰。
我跟刘怀正老师真是很有缘，他的母校是上海戏剧学院。
当年上戏在全国有好多考点，成都是其中一个。
刘老师作为成都话剧团团长，在招生办跑前跑后帮忙，而我当时只是考生，根本不敢上前搭话。
没想到面试的时候，他也在场。
1981年第一次考上戏，经过初试、复试，我还是落榜了。
看榜时特别失落、沮丧，刘老师就鼓励我，他喊我“小刘...
看榜时特别失落、沮丧，刘老师就鼓励我，他喊我“小刘劲”：“我看了你的考试，知道你条件特别好，也知道你是从阿坝州、大山里出来的，太不容易喽。
当演员的梦想千万不要放弃，你还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学，好好努力，明年接着考。
”
刘老师留下了地址和电话，让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来找他。
我那时特别瘦，长得也挺帅，声音也很好，可能作为演员的条件来说，还算挺突出的。
很快，我去拜访，他和爱人一道热情招待，给我讲表演的诀窍，讲考试时要注意什么事项。
倒不是上系统的表演课，就是跟我聊天，谈自己表演的体会，就跟上大课一样给我以指导。
第二年考中央戏剧学院，我又落榜了，当时是号啕大哭，真的不想再考了。
我的大姐一直陪着我，鼓励我说，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准备了，奋斗了这么久，放弃太可惜了，咱们再拼一年。
这就到了1983年，那年中戏、上戏和北京电影学院都没招生，只有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我一举考上了军艺。
大四毕业前夕，我和同班同学壮丽，一起合作了小品《芙...
大四毕业前夕，我和同班同学壮丽，一起合作了小品《芙蓉树下》，拿到了央视主办的全国首届小品大奖赛一等奖。
壮丽后来成为唐国强的夫人，毕业后，田华老师把她招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
我则去了总政话剧团，开始演话剧。
电视剧《人民总理周恩来》拍摄期间，刘劲同化妆造型师王希钟（1928年—2022年）。
1995年香港导演张婉婷来北京拍《宋家皇朝》，我出演张学良，这是我的第一部银幕大电影。
做妆造的时候，著名化妆师王希钟就发现我这个形象，也可以演长征时期的周恩来。
影片拍完一个多月，突然接到电视剧《遵义会议》剧组的电话，王希钟老师推荐我扮演长征时期的周恩来。
199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遵义会议》作为...
199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遵义会议》作为献礼剧，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我是剧组最后定下来的角色，一来我还年轻，出演的影视作品少，更没演过领袖形象，导演也担心；二来我自己也没底，能不能演好长征阶段的周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真怕给演砸了。
定下来后，我从北京飞到贵州拍外景，大家都住在花溪宾馆。
那个年代，给演员们安排的都是双人间，我推门进去，正好撞见刘怀正老师！
我们谁也没想到十几年后能在《遵义会议》的剧组重逢。
电影《开国大典》（1989）剧照，刘怀正饰演朱德。
古月老师、刘怀正老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塑造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
他们这代人特别注意在音容笑貌上向领袖人物看齐，首先...
他们这代人特别注意在音容笑貌上向领袖人物看齐，首先就是外形一定要像，这几乎就是先决条件；其次是声音，要靠近领袖人物的家乡话，不说普通话，而是严格对应角色的方言，包括说话的神态和嗓音特征都要尽量靠拢，最后就是模仿领袖人物的生活细节。
刘怀正老师的声音就特别接近朱老总的原声，他也指导我...
刘怀正老师的声音就特别接近朱老总的原声，他也指导我去学习周总理的淮安话，包括去看总理的画册，琢磨伟人的行止动作，他提出要从“言行貌心”上接近角色，先要“形似”，再到“神似”。
我第一次听说“神似”这个词，一时还摸不着头脑——拍...
我第一次听说“神似”这个词，一时还摸不着头脑——拍摄期间，我边学边演，但心里一直打鼓，生怕自己演得不好，亵渎了伟人的光辉形象。
没想到，第二年电视剧播出后好评如潮，此后我便走上了扮演周恩来总理的表演道路。
电视剧《遵义会议》拍摄期间，刘劲在娄山关留影。
我记得《遵义会议》拍摄阶段，刘怀正老师经常在片场，...
我记得《遵义会议》拍摄阶段，刘怀正老师经常在片场，自己的戏份拍完也不走，和导演一起在监视器后看我的表演，现场就给我指导下，甚至亲自示范。
我俩住一个房间，他还立了条规矩，互相监督对方，下了...
我俩住一个房间，他还立了条规矩，互相监督对方，下了戏也要说角色的方言，谁要是说错了就罚款——四川话是个大的概念，刘老师是绵阳人，朱老总是南充仪陇人，细究起来两地的成渝片发音还不大一样。
我呢，那时候比较年轻，经常是无意间，我的淮安话出口...
我呢，那时候比较年轻，经常是无意间，我的淮安话出口没毛病，他的仪陇话倒是忘了说——我俩后来经常在通电话时拿这事儿开玩笑，“你啥子时候还钱哦。
”电话那头传来他爽朗的笑声，“慌啥子嘛，又跑不脱。
”
电影《长征》（1996）拍摄期间，翟俊杰导演（前排中）同几位主演合影。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1997年年初，刘怀正老师出车祸遇难。
我俩就合作过一部戏，至今还时常想念他。
《遵义会议》之后，紧接着就是翟俊杰导演执导的电影《长征》要建组，他是我在军艺的老学长。
结果我去做造型的时候就看到唐国强，那是他第一次出演毛主席。
扔掉方言的“拐棍”
电影《长征》的演员提前一个半月就进组入驻了，大家讨论剧本、做案头，写人物自传，做小品，非常认真。
细化到一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里，领袖人物到底是说各自的方言，还是一律都说普通话？
这个争论的背景是，1990年代初的某部主旋律电影闹出了个“笑话”，里面有场戏是毛主席的饰演者回到家乡韶山冲，说着惟妙惟肖的湖南方言，身边的乡亲们却说着普通话。
刚好那段时间，相关部门出台了文件，对荧屏（银幕）上推广普通话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历史上，领袖人物来自五湖四海，但如果在一部电影里南腔北调，就变得不和谐。
《长征》这部电影当年做了一个很大胆的突破，就是里面的演员全部说普通话。
在反映领袖形象的影视作品中，可以算作一道分水岭，我们这代演员扔掉了方言的“拐棍”。
观众觉得眼前一亮，毛主席不再是古月（饰演），而是唐国强；周恩来也不再是王铁成和黄凯，而是刘劲；朱德也不再是刘怀正，而是王伍福。
我们这组“铁三角”也是从那时开始合作的。
电影《长征》拍摄期间，刘劲、唐国强、王伍福等主演在片场合影。
扔掉方言的“拐棍”，剧组还提出我们的塑造不可能是对真实领袖人物的完全还原，或者说我们不可能完全还原领袖人物的风貌。
这里面有个历史对应的缘故，第一代特型演员为什么要惟妙惟肖地模仿？
同时代的老百姓离毛主席、周总理很“近”，且不说不少群众当年在一些集会场合就见过领袖本人，挂像、媒体报道、纪录片等更是丰富，大家对领袖的音容笑貌很熟悉，如果开口不说领袖的方言，观众就不认可。
这是时代造成的，无法拉开真实与表演间的距离。
等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影视作品对应的以70后、80后观众为主。
从这代观众开始，几乎都没有见过开国领袖，也没听到过领袖说话，所以大家也并不一定非要强调影视作品中领袖要说方言家乡话。
电影《长征》“飞夺泸定桥”拍摄完毕后，刘劲和唐国强在大渡河铁索桥上合影。
刘劲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为了拍摄真实的场景，当时把桥板全部拆掉了，脚下都是悬空的，没有安全绳更别提吊威亚，我们都没有想到危险。
”
《长征》上映后，为什么观众会觉得耳目一新？
除了演员形象是新的，也在于我们这代演员更多的是在塑造领袖们的艺术形象，强调“艺术”两个字，更多的是去“塑造”。
怎么塑造呢？
就是抓取人物的内心视像，这是由情感、记忆、信念与潜意识共同构建的“内在之眼”所感知的世界，也更贴近或者说是回归到了斯坦尼表演体系。
以前的情况是，不管你之前是不是专业演员，只要形象上“像”就给你调过来演，更多的是模仿照片和纪录片中领袖的真实形象。
但从我们第二代特型演员开始，一个是扔掉了方言的“拐棍”，还有一点就是开始明确地往人物塑造的个性化发展，向人物的内心深挖。
电视剧《长征》（2001）剧照。
电影上映后，主演唐国强和编剧王朝柱都觉得受篇幅所限“不解渴”，于是有了之后的同名电视剧《长征》。
当年还有个说法，要赋予领袖人物更多人性化的一面，展现他们大量的生活细节。
比如毛主席抽完烟的动作，往鞋底上一捻；周总理日常也会帮着邓大姐做点家务，展现夫妻间互敬互让的情感；开会也不再是正襟危坐，而是结伴走着道，要不骑着马，要不就是正吃着饭，嘴里还嚼着红薯土豆就把很重要的会开了。
如果非要去细究历史，可能不是这样的情形，但它又不违背革命队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基调。
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让观众觉得领袖人物既是可敬的，也是可亲的，甚至生活中和咱们老百姓也没有太多不同。
从我饰演周总理的体会而言，1998年纪念他诞辰百年的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无疑是一大突破。
这部戏讲的是从1927年南昌起义后，大病未愈的周恩来来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直到1931年撤往江西中央苏区的故事，展现青年时代的周恩来。
戏里尝试加入了一些表现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情感、生活化的细节，包括他在上海滩穿着白西服，戴着巴拿马草帽，非常英俊潇洒、飘逸。
展现他在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间展开工作，那是第一次在影视作品中敢这么表现。
这些突破不仅得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专家的认可，更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说：“填补了影视作品这段历史的空白。
”
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1998）剧照
“革命者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2009年的《建国大业》，作为“国庆60周年的献礼工程”推出，172位明星参演，票房5亿多元，在“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突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片中除了五位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唐国强 饰演）、朱德（王伍福 饰演）、刘少奇（刘沙 饰演）、周恩来（刘劲 饰演）、任弼时（王健 饰演）外，其他角色都是按艺术形象来处理的，并不苛求形象上多么近似，没有完全拘泥于历史人物照片的造型。
电影《建国大业》（2009）剧照
《建国大业》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模式，采用“编年史与细节透视结合”的手法，我们作为特型演员必须更精准地抓住历史瞬间的心理真相。
比如冯玉祥将军在海上遇难的消息传到西柏坡这场戏：毛主席听闻之下，一脚踹翻了洗脚盆来找周恩来，结果刚走到屋外，就听到他在咆哮：“你们的能耐都哪去……这就是你们的工作成绩！
”
这段发火的表演不仅是对我，对观众而言也很少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它打破了周恩来那种固有的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形象。
总理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我发那么大的火也是有依据的。
新中国成立之际，要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冯玉祥曾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的军事将领。
1948年，他的身份是党要团结的重要民主人士，是新政协的特邀代表，能否平安归来，兹事体大。
周恩来当时把这件事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没想到还是功亏一篑。
同时，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考虑到这里面其实也有周总理的智慧。
当年他和毛主席以及中央领导们住在西柏坡，各自的屋舍离得都不远，半夜三更，发那么大火，高声嚷嚷，料到了主席肯定也能听见。
片中也展现了，主席推门进屋后，捡拾起总理丢在地上的电报，反而安慰大家不要灰心丧气。
这就体现了周恩来的责任感和智慧。
《建国大业》中另一场群戏，也令人记忆犹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人抱头痛哭高唱《国际歌》。
我理解周恩来此时的眼泪，是几十年革命重担一下子看到曙光时，百感交集的宣泄，那绝不是单纯的喜悦，而是对无数牺牲战友的告慰和对历史转折的敬畏。
电影《建国大业》剧照
黄建新导演提示我们，先有长达半分钟的静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眼眶发红、颤抖不语，随后情绪决堤，拥抱痛哭。
导演没有具体要求我们怎么哭，但那种情绪是共通的：我们想到了长征路上倒下的战友，想到了老百姓用小推车支援前线的身影，更想到了中国革命这条路终于走到了天亮。
我与唐国强、王伍福等长期合作，早已形成条件反射般的默契，不需要排练，一个眼神就知道怎么接住对方的情绪。
拥抱时的手臂力度、哭声的节奏其实都是靠临场反应。
至于总理带头唱起《国际歌》则完全是即兴，这首歌是“革命者的精神母语”，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旋律，是这群人一辈子信仰的声音。
我紧紧抓着主席的手臂，手指都在发抖，那不是表演设计，而是身体自己反应——周恩来素以冷静缜密著称，这场戏展现了他深埋于心的火山喷发，体现了情感洪流冲垮理性堤坝的瞬间。
按照中央档案馆资料的记载，淮海战役胜利后，西柏坡的确有庆祝活动，但“抱头痛哭高唱《国际歌》”则是艺术的浓缩。
这场戏拍完，全场工作人员都在抹眼泪。
为什么？
因为它真实。
历史也许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场景，但那种情感浓度，绝对是真的。
领袖也是人，他们的眼泪是为人民流的，他们的歌声是为理想唱——这就是我们想让当下观众感受到的，革命者不仅是钢铁铸就的战士，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2019年上映的《周恩来回延安》，我进入到了对老年周恩来的塑造，也是我塑造总理的第三个阶段。
之所以选择在出演之外，自己当这部电影的导演，主要是内心觉得不满足——等来的戏，找我演的戏，剧本上重复的太多了，有的剧本还存在明显瑕疵，历史事实不准，人物描写不准，有的创作者想去突破，却一味编造，没有遵循重大历史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
而我长期从事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对此是有创作激情的，我太了解总理一生的经历有哪些是值得挖掘的。
我们花了4年筹备，前后对剧本进行了10余次修改，力求精益求精。
为了让剧本更加精彩，我还请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担任顾问，请来《湘江北去》的编剧王青伟修改剧本。
当时就一个想法，如果这个剧本不能让我在看的过程中掉泪，就绝不开拍。
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剧照
这个剧本最打动我的是对周恩来内心活动的刻画，通过总理和人民之间的互动，打通了跟观众之间的情感点：回到延安的周恩来总是眼含热泪，他惦记着延安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想念着他。
在宴请老乡时，他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讲起当年的往事，和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小米饭；得知老乡们粮食短缺、生活拮据的困境，他十分心痛，自责道，“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离开延安前收到了老乡送来特产，他马上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折成现金付款给老乡；离开延安时，周恩来还让飞行员在这片土地上空再盘旋一圈，只为多看一眼延安。
1973年6月，身患膀胱癌晚期的周总理，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时隔26年回到延安，短暂停留了22小时，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延安之行。
“我再现他，他影响我，艺术把我们连接到了一起”
第一代特型演员，像古月老师为了从形体和神态上无限接近毛主席，天天研究照片，自创并长期坚持练习一套专门的“形体模仿操”，一招一式都要强调表演时的韵律感。
他们那代人的努力当然值得敬佩，包括王铁成老师，他出演的电影《周恩来》是永恒的经典，我同他聊过很多次，他还专门给我写过一句话，“就看你的了。
”
电影《周恩来》（1992）剧照，王铁成饰演周恩来。
我们这代演员希望做到的是，毛主席有毛主席的味道、周总理有周总理的味道、朱老总有朱老总的味道。
如果在影视作品中没有塑造出领袖人物的味道，可能对应的某位演员形象也不差，但观众就是觉得他“不像”。
为什么“不像”？
就是他不“神似”，没味道。
电视剧《解放》（2009）剧照
我的体会是通过化妆师的造型可以帮助演员很多，但那只是“形似”，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最能体现人的内心世界，要做到“神似”就只有从眼睛上下功夫。
总理的眼睛能够看到你的心底，非常坦诚，能够海纳百川，从他的眼神里就能感觉到他心里的温暖，而那种坦荡与宽厚。
坦白讲，我不完全认可“特型演员”这一说法，因为“特型”二字容易被简单理解为“长得像”，而忽略了作为演员背后的努力和孤独。
演员塑造的是艺术形象，不是去复制一位伟人的音容笑貌，我们也复制不了。
怎么去表现角色心理上的东西，就要强调“神似”，音容笑貌我们能像几分就像多少分，更主要的功课是了解人物的精神世界，准确地去把握他的心理活动，去感悟他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而展现他的脾气、性格、处世哲学。
一般人做不到的对待生活、对待困难，尤其是绝境下他是怎么样坚持的。
电影《周恩来回延安》（2019）剧照，刘劲饰演周恩来、卢奇饰演邓小平。
在对周总理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愈发觉得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品德，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超凡的人格魅力。
一次同总理的侄女聊天时，我问她作为一个最了解、最熟悉伯伯的晚辈，怎样评价伯伯的性格特点？
她的回答是“憨厚和精明”——这两个看似完全不能放在一起的形容词，恰恰充分说明了周总理的内敛和睿智，这也成为我后来扮演总理时把握神态的标准。
从《长征》以后，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地饰演毛主席、周总理不同时期的形象，慢慢地几乎不再在乎造型上、外形上的问题。
一来化妆师都固定了下来，他们完全清楚该在哪个时期用什么样的头套，什么样的眉毛；二来，作为演员更关注的是，通过阅读人物传记和党史资料，去思考该怎么演绎领袖人物在不同时期和历史阶段角色所产生的作用，对中国革命的推进所起到的作用。
电视剧《遵义会议》（1996）试妆照
回想这三十年来饰演周恩来的心得，我觉得从初期阶段的“形似”，到之后通过大量查阅文献、画册、音视频资料，并与周恩来家人、身边工作人员交流。
逐渐走近他，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心理活动，把握他的脾气性格和处世哲学，开始追求“神似”。
再到最近这十来年，力争做到“魂似”，真正与角色灵魂碰撞、血脉相通，力求演出属于我自己独特的、别人无法模仿的周恩来形象，进而铸造总理的伟大灵魂。
总演一个角色，当然会存在角色定型的问题。
唐国强之前的银幕（荧屏）形象可以是赵蒙生，是诸葛亮，是雍正皇帝，但多次出演毛主席之后，观众内心实际上已经把他和角色对位固化，先入为主了。
这对演员的发展而言是一种限制——我俩主演《长征》（电影版1996年上映，同名电视剧版2001年播出）后，接别的戏就少了——可这话反过来说，正是有了观众的信任和期待，我们才更敢于去塑造好领袖不同时期的形象。
都说演员塑造了角色，但在总理强大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也受到了总理的召唤，他就像一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慢慢向一个伟大的灵魂靠拢，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我，包括日常生活中走路，办公时倒杯水，都不是我刘劲，而是总理的状态，那种特有味道，江南水乡培养出来儒雅的味道自然而然就带出来了。
我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和总理在一起，这很奇妙，突然一下子醒了，可梦里的情形还是非常清晰。
去年在我执导的电影《天宝》首映礼上，唐国强提到我俩合作了三十年，从青年演到中年，现在是到了中老年，对应也培养了80、90、00后的几代观众，甚至有些年轻观众看到我们的照片，就脱口而出“毛主席”“周总理”。
我们现在即便没有化妆，在外面也经常被观众热情地喊“主席”“总理”，这就说明观众有了情感的移植，也鞭策我在公众场合，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看似不经意地大大咧咧、随随便便，就可能伤害了观众的感情。
面对周总理这样的伟人，能够有机会每天去研读他、走近他，看他的资料、背他的台词、与他的心灵对话，你的精神世界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向他靠拢。
能扮演周恩来，是我一生的荣幸。
我再现他，他影响我，艺术把我们连接到了一起，这条路再苦再累我也要坚持下去。
电影《天宝》（2025）片场照，刘劲导演给演员们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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