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父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多通过电...
与其父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多通过电视讲话、集会现场讲话等方式不同，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用文字形式发布《新年贺词》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战时特征。
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新年，在战事持续升级、国家权力结...
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新年，在战事持续升级、国家权力结构遭受重创的背景下，这篇以节日为名的讲话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传统致辞的范畴，它并非对局势的被动回应，而是一份主动塑造现实的政治文本。
《新年贺词》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层层递进，逐点展开。
“三场战争”与“更为宏大”的前线
首先，把“动荡”作为贺词正文内容的开始，回顾战争和动荡对国家的破坏。
《贺词》开篇即将过去一年界定为“三场战争”：分别是...
《贺词》开篇即将过去一年界定为“三场战争”：分别是2025年6月的外部军事打击、2026年1月的国内“政变”，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冲突。
这种划分并非简单的时间梳理，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重构。
其关键在于将性质各异的事件，尤其是内部动荡，统一纳...
其关键在于将性质各异的事件，尤其是内部动荡，统一纳入“战争”框架，从而完成一次重要的认知锁定，一旦某种事件被归入战争，对它的解释权便随之转移，经济压力与社会不满成为外部操控下的安全事件；内外部的动荡不再指向不同根源，而被整合为同一股敌对力量的不同面相。
这种框架的建立，同时为讲话确立了情感基础。
通过强调对将领与科学家的暗杀、小学生与普通民众的伤...
通过强调对将领与科学家的暗杀、小学生与普通民众的伤亡，受害者叙事从精英延伸至社会各阶层，构建出“整个民族共同受攻击”的认知图景。
这些叙述不仅在于激发悲愤，更在于消解社会分层，将阶...
这些叙述不仅在于激发悲愤，更在于消解社会分层，将阶层差异置于共同受难的叙事之下，使动员的对象从特定群体扩展为全体国民。
通过反复呈现烈士与儿童的牺牲，战争被道义化；通过强...
通过反复呈现烈士与儿童的牺牲，战争被道义化；通过强调敌人的“误判”与人民对敌的“挫败”，胜利的预期被植入其中。
这一部分因此不仅是回顾，而是塑造。
它所构建的现实，是后续动员逻辑得以成立的基础。
其次，核心重点在于巩固“人民-体制-战争”的绑定关系。
在这一认知框架之上，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更具结构性的命题，即如何将“人民”整体纳入战争体系。
与一般以军事行动为中心的战时表述不同，讲话并未着重...
与一般以军事行动为中心的战时表述不同，讲话并未着重强调具体作战能力，而是通过对一系列社会行动的重新定性完成这一绑定。
2026年1月12日平息国内动荡、2月11日革命纪...
2026年1月12日平息国内动荡、2月11日革命纪念日的集体动员、3月13日古都斯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行为在原本语境中属于政治表达或社会动员，在讲话中却被统一转化为“对敌打击”的组成部分。
这一转化的意义在于扩展了战争的边界，使其不再局限于导弹与无人机，而延伸至广场、街区与清真寺。
“伊朗的前线远比敌人想象的更为宏大”，这一表述将整个社会空间定性为广义战场，而非战争的后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定性对于穆杰塔巴本人而言，同时解决了一个更为迫切的合法性问题。
他的权威无法像其父那样依赖数十年积累的宗教与革命资历，而是需要在上任之初迅速确立。
将人民的集体行动界定为“创造史诗”，并将自身呈现为...
将人民的集体行动界定为“创造史诗”，并将自身呈现为这一史诗的见证者与引领者，实质上是以人民的行动为新领袖的权威背书。
讲话进而将这种“在宗教、思想、文化和政治背景各不相...
讲话进而将这种“在宗教、思想、文化和政治背景各不相同的伊朗民众之间形成的奇迹般的团结”解释为“真主的恩典”。
这一表述不只具有宗教意义，更将一种现实中可能脆弱的...
这一表述不只具有宗教意义，更将一种现实中可能脆弱的政治联合，提升为具有神圣性的历史进程，使其稳定性超越了人为因素的制约。
讲话强调要对这种人民“在场”的热情“尽可能善加利用...
讲话强调要对这种人民“在场”的热情“尽可能善加利用”，其深意在于，将单次动员凝聚起来的团结力量，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制度化国家能力。
战争不会停，但又该如何持续？
第三，明确一个信号：战争不会停、也不能停。
上述绑定一旦完成，便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后果，在当前阶段，冲突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停火空间。
讲话没有直接提出“继续战争”，但这一结论已内含于整体逻辑之中。
首先，新领袖的权威尚未完全稳固，冲突降温极易被解读...
首先，新领袖的权威尚未完全稳固，冲突降温极易被解读为软弱，不仅削弱政治地位，也会松动刚刚建立的动员体系。
其次，社会情绪已被显著推高，烈士叙事与殉道文化形成...
其次，社会情绪已被显著推高，烈士叙事与殉道文化形成强大的情感惯性，难以短期回收，任何降温举措都面临较高的政治代价。
更根本的是，这些因素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彼此强化。
高涨的社会情绪使停战在政治上代价高昂，这进一步将战争逻辑嵌入日常治理，而治理对战争的依赖，又反过来巩固了以战争为核心叙事的领袖权威。
这种自我强化的结构，意味着政策空间正在被持续压缩。
讲话本身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它每重申一次战争的必然性，便进一步缩小了走向另一方向的余地。
第四，真正的重点：经济与舆论战。
要维持一场无法停止的战争，军事动员本身并不足够。
持续对抗对国家承受能力的要求，必然将经济与舆论推入战争逻辑的核心。
讲话在此完成了一个重要转向，明确将经济韧性与信息管理纳入战争结构。
讲话承认伊朗长期存在的经济与治理问题，并以一段颇具象征意义的叙述展开。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他本人曾乔装成普通乘客，乘坐出租车在德黑兰街头与民众同行，倾听民众的言谈，强调“这种采样方式胜过许多民调”，并声称其本人的看法与民众对经济与治理问题的批评是一致的。
这段话的核心不在于走访本身，而在于通过将街头对话置于官方民调之上，重新定义“何为可信的社会信息”，同时以“我的判断与民众一致”在权力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认知共识。
它承认了批评的合理性，并将其引导为领袖亲自感知并认可的声音，从而将潜在的社会张力转化为另一种合法性来源。
在此基础上，“抵抗经济”作为核心路径被提出，保障民生与创造财富被明确纳入国家战略，并被界定为既是防御，也是反击。
这一表述内含一个不易察觉的张力：战争动员通常意味着要求社会牺牲，而这里却同时承诺改善生活水平。
这种两端并取的表述，既折射出现实压力的真实存在，也揭示出政权正在尝试一种不同于单纯意识形态动员的治理方式，通过“承认问题、重构信息来源、建立认知共识”，为长期对抗寻求更稳固的社会支撑。
向美以传递信号，试图巩固东部战略纵深
最后，在完成对内的动员与结构重构之后，这篇讲话也向外部释放出层次分明的战略信号。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其核心信息在于，伊朗不会因“斩首式打击”出现权力真空或体系崩溃，反而能迅速完成重组并进入更高强度的对抗状态。
这不仅是在回应对手的既有战略判断，更是在重建威慑，打击不仅未达预期，反而强化了对抗意志。
对于海湾国家，讲话虽未点名，但通过其强调首份声明中的相关表述是“严肃而真实的”，释放了明确警示，即任何与外部力量形成安全协同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间接介入，从而压缩地区国家的政策空间。
更值得关注的是讲话对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重点提及。
伊朗传统的“抵抗轴心”以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为核心，集中于西线与南线，而这些力量在过去一年均遭受严重削弱，西线代理网络的整体韧性已大幅下降。
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东部邻国的“兄弟关系”，并以共同的伊斯兰信仰与历史情感为纽带推动阿巴合作，具有明显的战略补偿意义，试图在西线受压之际巩固东部纵深，形成新的区域支撑结构。
对土耳其和阿曼境内袭击事件的“假旗”定性，则兼具防御性外交功能，提前否认潜在责任，防止冲突外溢，同时将不稳定根源归因于对手，既是舆论反制，也是对周边国家的信号管理。
总体来看，这篇讲话并非普通节日致辞，而是一份典型的战时政治文本。
它的核心逻辑是递进而非并列的：首先通过“三场战争”的叙事建立敌我结构与全民受难的认知基础；在此之上将社会行动纳入战争体系，完成人民与战争的深度绑定，同时为新领袖的权威寻找人民行动的背书；绑定一旦形成，便制造出结构性的不可逆，使停战在政治与情感层面均代价高昂；而要维系这种持续对抗，又必须将经济与舆论纳入战争逻辑，以国家整体韧性作为根本支撑。
对外信号则是这套内部逻辑的延伸，既维持威慑，也在主要代理网络受损的背景下重新布局地区支撑结构。
这份节日致辞同时也是新政权向内外同步发布的战时治国方略，其每一层论述都在服务同一个核心目标：将国家从“应对战争”引导至“以战争方式运作”。
（曾涛，伊朗伊斯法罕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何乐星，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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