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金斯为美国卫斯理安大学社会研究学院助理教授，著有《不可能的和平，不可能的战争：雷蒙·阿隆与世界秩序》。
詹金斯为美国卫斯理安大学社会研究学院助理教授，著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本文经詹金斯教授许可译介。
当地时间2017年3月16日，德国柏林，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
视觉中国 图 2019年，尤尔根·哈贝马斯——也许是欧洲还活着的，最著名的哲学家——出版了他被期待已久的《这也是一种哲学史》(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一部近两千页的西方哲学史。
视觉中国 图 2019年，尤尔根·哈贝马斯——也许...
哈贝马斯以其关于民主的公共领域的作品而著称，而《这也是一种哲学史》则力图通过展示何以信仰与知识从古代经中世纪到现在都是一直相互联系着的来解释哲学的起源。
哈贝马斯以其关于民主的公共领域的作品而著称，而《这...
哈贝马斯以这样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即，宗教（本书主要聚焦于出自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的道德普遍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张力引出了某种长达三千年的“学习过程”。
哈贝马斯以这样的方式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即，宗教...
哈贝马斯指出，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神学的内容进入了“‘世俗的东西’(the secular)、‘世间的东西’(the profane)的领域”。
哈贝马斯指出，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神学的内容进入了...
这样，哈贝马斯也就把一神教的建立，和自然科学、个体自由与自由民主的兴起关联起来。
同时，即使他相信，西方自由民主有着深刻的宗教起源，他还是展示了，现代哲学是怎样使自己脱离与宗教的共生并变得世俗化的。
同时，即使他相信，西方自由民主有着深刻的宗教起源，...
现代西方理性在何种程度上还对宗教的根源有所欠负？
如今，它能在缺乏信仰与理性之间对话（在哈贝马斯看来，正是这个对话，引出了民主的公共空间）的情况下自立吗？
如今，它能在缺乏信仰与理性之间对话（在哈贝马斯看来...
有鉴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如今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在哈贝马斯的西方哲学史的英译本出版之际，我们和哈贝马斯谈了谈这些问题。
——丹尼尔·斯坦梅茨-詹金斯 （访谈的德文原文由基兰·克罗宁[Ciaran Cronin]译为英文） 《（这）也是一种哲学史》英文版第一卷 詹金斯：你的书的书名《（这）也是一种哲学史》马上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特别是这点，即这个“也”是什么意思。
——丹尼尔·斯坦梅茨-詹金斯 （访谈的德文原文由基...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书名？
哈贝马斯：乍看之下，这只是一个谦逊的姿势。
每一种历史都会显露出作者的视角。
我甚至需要用英译本三卷本中的整个第一卷来解释我的视角。
不过，更仔细地审视就会发现，我进入西方哲学史的方式是独特的——我想让读者注意这点。
我想展示这点，即“我们”现代人对于理性和自主的理解，是学习过程的结果。
通过这个努力，我实际是在含蓄地反对那张轻率的，在哲学上拆解那种东西——即自黑格尔关于启蒙时代的反思以来，被称作“现代性的批判的自我理解”的一切——的做法。
通过这个努力，我实际是在含蓄地反对那张轻率的，在哲...
因为今天，这种现代性的批判的自我理解已濒临灭绝。
詹金斯：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
哈贝马斯：我们正在见证这样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发生在我在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工作的同事那里。
大量的研究以某种不带感情甚至是麻木冷淡的态度，简单地假设现代性已经终结。
的确，很多经验的迹象表明，不但现代性的伟大政治成就遭到了威胁，而且，知识分子的一般情绪，也正在转而反对启蒙运动的母题本身。
的确，很多经验的迹象表明，不但现代性的伟大政治成就...
而迄今为止，从政治上说，西方的力量，就源自启蒙运动。
关于这些耸耸肩就把一个时代打发过去的做法，我觉得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在于，人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缺乏感受力，即从一开始，这种现代的思维方式，就是以一种自我批判的方式进行的。
关于这些耸耸肩就把一个时代打发过去的做法，我觉得最...
这个思想遗产的传递方式本身就涉及自我改造。
不能冷漠地无视它，把它当作人类历史上一个已经过去的时期忘到脑后、弃之不顾。
可今天，只是再一次坚持这样的传统——这个传统曾一度宣布自己与“纯属传统的一切”势不两立——也同样不够。
可今天，只是再一次坚持这样的传统——这个传统曾一度...
这就是我们什么要努力去通过一部哲学史来展示，我们关于理性与自主的权威概念，乃是漫长的学习过程的产物。
如果这点可以被展示出来的话，那么，这些就会具备一种截然不同的韧性。
我们最多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来替换我们通过学习获得的东西。
只要没有做到这点，那么已经习得的东西，就最多只会被压抑，而不会被完全遗忘。
作为被压抑的东西，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一直产生抵抗的效果。
哲学的公共任务在于以反思的方式澄清并改进那种对世界、对我们自己的日常理解，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总是已经在操作和贯彻这样的理解了。
哲学的公共任务在于以反思的方式澄清并改进那种对世界...
我们在期待哲学对“更好地理解世界”做出贡献时所期待的就是这个。
哲学是从社会中可用的，关于世界的最好知识入手，来完成这个任务的。
在它的诠释中，它会看到自己尤其受到知识的新进展或意外的历史转变（这些转变要么会降低当前的自我理解的价值，要么会拓展当前的自我理解）的挑战。
在它的诠释中，它会看到自己尤其受到知识的新进展或意...
今天，这样的例子包括生物遗传学的发现在生殖医学、人工智能流程在工作场所所起的作用，和超级大国衰落后发生的更严重的地缘政治动荡。
今天，这样的例子包括生物遗传学的发现在生殖医学、人...
哲学的作用，是帮助解释在每个场合下，革命的发现或历史的变革对于作为人、作为（与发现或变革）同时代的存在和作为个体的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无论如何，哲学在这点上区别于更狭义的科学，即它会反身地指向（人们）对自我和在社会中遭遇的世界的个体的和集体的理解。
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而它发展一种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经过启蒙的”自我理解的方式，也要求我们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来处理对“生活世界”来说相关的科学知识，或应对突然闯入的政治变革。
不过，人们很容易把哲学的这一特殊作用，和一般而言的科学混为一谈，因为在现代自然科学出现并变得独立之前，科学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哲学的制度框架内开展的。
但在我看来，哲学作为哲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发展一种一般的自我理解的方式，这种自我理解和与我们关于世界的导向知识（orienting knowledge）的背景相关的一切有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肯定不只是众多科学中的一种。
它通过回应新的知识和新的生活情境——就这些知识和生活情境会扰乱、拓展我们之前关于世界和自我的理解而言——来表达我们的自我理解。
比如说，我的书以关于使合作研究得以可能的条件、关于理性道德与宪政民主的实践的章节作结绝非巧合。
因为它们是漫长的哲学的学习过程的结果，所以，这些成就，再不济也只会被压抑，而不可能不在历史上留下后世的人可以回过头来寻找的痕迹。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尤其是自现代科学出现以来，哲学就一直在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对关于世界上的事件的知识的增长，以及更宽泛地说，对我们的自我理解遭受的冲击做出回应。
詹金斯：但哲学不只有诠释的作用，它也会生成它自己的知识吧。
哈贝马斯：对，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自己的研究领域自然就包括了感知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和行动与言说的可能性条件。
不过，它实际的主题要更一般——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哲学研究要做的其实是在方法的指导下，阐明（我们）对世界、对自身的一般理解。
我们和我们的同时代人总是已经在靠这个一般理解，来在生活中确定自己的方向了。
但哲学史还必须讨论自己的作用在自己的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
哲学最显著的作用，是为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做出批判的贡献。
詹金斯：无论如何，这本书联系早期宗教和古代世界观的发展来考察现代理性的权力。
哈贝马斯：我把关于信仰和知识的话语当作一部西方哲学史的主题，这看起来可能让人感到意外。
但我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首先，卡尔·雅思贝尔斯在论述这点的时候说服了我，即，西方哲学属于在所谓的轴心时代，也就是说，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在当时的五六个最先进的文明那里出现的世界观。
这就是为什么在呈现狭义上的哲学史之前，我首先提供了一个简要的，对犹太教、佛教、儒家和道教的起源，和直至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的比较。
这至少使我们可以对西方哲学史本身加以审视。
因为尽管特殊的场合偶尔会引发一些雄心勃勃的跨文化话语，但我们依然缺乏对提到的那些大传统的历史路径（当代的政治话语就由这些传统延伸而来的）的足够系统的比较。
利益冲突是一回事；为这些利益做出的“正名”（justifications）才是唯一的“通货”（currency），在正名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以合作的方式解决那些在经济整合的全球社会中人们不得不谈判、磋商的紧迫问题。
在我们的语境下，对轴心时代的考察也提醒我们，现代西方哲学也出自于两种具有在很大程度上对立的结构的世界观的结合。
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的，对柏拉图主义和早期基督教教义的结合影响了后来一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
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作为这一结合的结果，圣经的遗产引发的重大后果。
一方面，它通过唯名论塑造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本体论预设；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接受罗马法，规定了欧洲自然法的历史。
今天，我认为回想起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向现代的理性的自然法的发展（宗教战争加速了这一发展）已经引出了康德关于一种约束所有国家的“一般权利状况”的想法。
根据这个想法，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有效的，由普遍而具有严格约束力的法律组成的体系，应该确保所有国家的公民在原则上都有资格获得相同的个体权利。
当下的人权概念就反映了康德的道德理论的原则：普遍型、个体主义特征，和得到正名的规范的有效约束力。
不过，最早严肃思考能让这个抽象的想法得以实现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是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在一个深刻批判的脉络下延续其思考的伟大思想家。
费尔巴哈、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和美国实用主义者则最早同时思考康德和黑格尔以及他们的宗教遗产，因此为当代哲学奠定了基础。
詹金斯：你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对“科学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的批判暴露了这点，即科学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把理性简化为“解决问题”、把政治简化为行政、把社会变革简化为效率，使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
在当前的这本书中，科学主义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它是对“失去形而上学的安全”的一种回应，可以和基督教基要派的字面主义(literalism)相提并论。
你会怎样描述你对知识和科学的态度？
这个态度变过吗？
哈贝马斯：我从未批评过科学理性本身。
哲学也会使用这种理性。
在过去，和在现在一样，我的保留态度都不是针对科学的启蒙运动，更不是真的科学本身，而毋宁说是针对那种要求——即要求在各种科学的结果的基础上建构一种“世界观”——的。
这种倾向在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最为明显，后者在二战后，又通过移居到美国的著名逃亡者，在那边再次流行起来。
在很大程度上跟这个学派自己的重要哲学著作无关，我一直觉得有误导向的，只是他们那里的那个意图。
“科学世界观”忽视了与哲学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人那里总是已经遇到的那种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建立联系的必要性。
因为哪怕只是暗示“世界观”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图像”的整全性(holistic nature)，也会映照出那个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已经在场、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找到的背景理解的一部分特征——而那个背景理解又是绝对无法完全对象化的。
科学主义不致力于说明常识本身并在必要的情况下用哲学的诠释来纠正它，而是试图用一种科学地建构出来的世界观来取代常识。
在20世纪60年代，我首先批评的是那个想法带来的政治后果，也即，政客对民主的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他们想用这样的灌输来推进一个所谓的不可避免的技术统治体制。
这在埃隆·马斯克的美国听起来应该又再次让人颇感熟悉了吧。
詹金斯：就你的哲学史的意图而言，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忒奥多尔·阿多诺的影响？
阿多诺也认为神学的内容会变化、进入“世俗的东西”的领域。
哈贝马斯：阿多诺相信除非被翻译成世俗的术语，否则神学的内容活不下来。
我一直被这个想法打动。
在我的书中，我一步步地追溯了上面提到的，基督教的自然法向现代的理性的自然法的发展，是怎样引出一种话语上的，对基本的权利和人权的“正名”的。
这样，哲学才能在当前日益抬头的右翼极端主义面前，为民主法治的宪政原则提供一种合理的“正名”。
这样，哲学才能为宪政国家提供一种截然不同于法律实证主义观点的支持。
从根本上说，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宪法有效性主张的基础，不是“好理由”的力量，而仅仅是立法者意志的表达。
詹金斯：马克斯·韦伯以事实与价值之分或科学与政治之分而著称。
根据韦伯，科学可以生产普遍的知识，却无法创造意义。
意义只能出自于通过价值，对事实的诠释。
在这里，如果我们顺着韦伯来思考，那么我们就会在离开普遍的“真”的领域的同时，遭遇“理性上无法兼容的世界观”。
和韦伯不一样，你并不认同这种从韦伯论证得出的，对历史的悲观理解。
哈贝马斯：马克斯·韦伯的视角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视角，他把历史看作相互竞争的信念体系的战场。
今天，历史本身也印证了这个视角，就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拥核国家之间再次爆发的冲突那样的显而易见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
另一方面，韦伯当时还不必考虑在人权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秩序的反例。
二战的恐怖孕育了联合国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法律体系得到了193个民族国家的认可。
不过，在我们的语境下，有趣的是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即只有在规范的有效性建立在“规范得到普遍认可”的基础之上的情况下，规范才可以声称自己高于它们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受众的特殊价值。
这样的合意可能基于妥协并因此而基于不同利益的偶然的一致。
不过，这也是一个不稳固的基础，因为利益随时都会变。
出于这个原因，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原则上必须建立在对规范的所有受众来说都令人信服的“好理由”的基础之上。
马克斯·韦伯未能认识到被认可的规范可以主张的那种高于单纯价值取向的理性。
因此，虽然未来能不能驯化大国的好战天性目前还是一个开放的政治问题。
但我们不能把那种认为世界历史是、且会一直是一个屠宰场的想法当作一个基于人性的事实。
詹金斯：批判理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对权力、意识形态及支配的批判。
这些理念在你的书中不是那么地明显，哪怕它们在你之前的作品中起主要的作用。
联系广义的批判理论来看，你会把你的书放到哪个位置上？
哈贝马斯：在我的书的前言中，我提到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1937年的文章，即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上的《哲学与批判理论》，这篇文章可被认为是批判理论的奠基性文献。
我依然得益于这个根源，影响我的哲学史的背景的基本的社会-理论假设就来自批判理论。
但这些假设本身并非这本书的主题。
另一方面，如果你问的是我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联系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么我会提醒你，批判理论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聚焦于解释资本主义——虽然它遭遇了这样或那样的危机——的那种出人意料的稳定。
就我对联邦德国日常政治的参与而言，我必须承认，身为左翼，我主要关注的，是为解放人民（这个人民起初仍然为纳粹政权所深深吸引）的政治心态而进行的斗争。
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在与苏联体制的系统性竞争的条件下，自二战结束起建立的自由民主秩序不再可能发生什么革命性的转变了。
自冷战结束以来，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更小了。
从战后时期开始，我自己的兴趣转向了福利国家改革，这样的改革，如果足够激进，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民主的。
不过，在超级大国衰落的阴影下，我们当前正在见证多条新前线的出现，国内和国际的右翼正在这些战线上对自由民主发起渗透。
眼下，我们会满足于这样的情况，即只要我们的资本主义民主还能保卫自己，不让右翼民粹主义夺权，那就够了——可在不对资本主义进行广泛改革的情况下，甚至做到这点，也不再可能了。
詹金斯：你见证了德国在二战后的分裂，它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以及它的崛起——如今它已是欧洲大陆上领头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大国了。
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拥抱了那种暗示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的历史哲学。
在那个时代，你能想象当前的动荡会是未来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吗？
哈贝马斯：呃，我从来不相信那种幼稚的想法。
不过，当前与德国在美国的保护下持续崛起的历史的突然断裂倒确实出人意料。
但对我来说，这也没有与那种人们通常理解的“历史哲学”决裂的意思，那种历史哲学把历史看作朝向某个目标的进步。
毕竟，这和我自己努力要做的事情还不是一回事。
我致力于寻找在充分意识到历史的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用的鼓励学习过程的“顺风”(tailwind)——今天，致力于与学习的过程建立联系是明智的。
特朗普背离西方政治传统的决定显然使德国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陷入了相当艰难的处境。
詹金斯：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似乎已经取得了主流政党的地位，近来基督教民主联盟尤其是在反移民政策上与之合作的意愿的增长也证明了这点。
你对德国另类选择党感到震惊吗？
哈贝马斯：是的，一个其领袖与法西斯主义理念的联系如此紧密——紧密到甚至法国的玛丽·勒庞的政党也不想和他们扯上关系——的政党的持续壮大让人惊恐，特别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对它的持续壮大的，说得过去的解释。
如果关键的原因在于，很多选民被各国政府日益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复杂性压倒，和这些选民到熟悉的民族国家环境中寻找简单的解决方案——那么，我看不到什么容易的出路。
在美国的背叛和西方的政治解体之后，欧盟除改变其半心半意的现状政策，发展在全球政治中集体地行动的能力外别无选择。
首先，发展一个共同的欧洲防御政策的迫切需求，意味着欧洲需要实现更强的整合。
在地缘政治动荡的世界中，除此之外，欧洲国家——甚至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德国——还有什么办法在国际政治中让别人认真对待自己呢？
另一方面，新的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还活在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世界里，通过德国经济政策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欧洲问题。
考虑到全球的政治动荡，我不认为新一届德国政府有应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挑战所需的声望。
欧洲看起来不太可能逃脱超级大国衰落造成的混乱和相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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